我国陶瓷瓷器的历史渊源流长，对于陶瓷艺术类的产品或文化也同样有着长久的历史，以下为您介绍关于中国陶瓷艺术的由来及所有。
我们的祖先和世界上一些国家和地区，如埃及、印度、希腊、波斯、西南亚的先民们，在长期的实践中发明了陶器。陶器的制作也有近万年的历史，人类自从开始懂得制作陶器，各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野蛮时代的最低级阶段——是由制陶术的应用开始的”。在制陶技术不断发展和提高的基础上，中国人发明了瓷器。陶瓷器的发明不仅解决了人们生活问题，如生活用具、建筑材料等，还提供艺术的享受。 瓷器的种类 如今，陶瓷更是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以日用陶瓷为主，兼制工业陶瓷、建筑卫生陶瓷、特种陶瓷等百花争艳的大陶瓷格局。陶瓷在景德镇市的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拥有原料、生产、销售、科研、教育的综合配套优势。陶瓷研究开发体系更是越来越完备，已经拥有包括国家轻工业总局陶瓷研究所、江西省陶瓷研究所、景德镇市陶瓷研究所在内的三级研究机构，并成立了我国唯一的一所培养陶瓷高级专业人才的高等学府———景德镇陶瓷学院。 瓷的种类 我们知道，陶瓷的故乡在中国，英语“china”若大写就是“中国”，而小写就是“瓷器”。然而，中国的陶瓷艺术却荟萃在景德镇。那么，景德镇的瓷器到底有什么魅力呢？中国陶瓷网可以让您一开眼界，不仅可以欣赏到景德镇各色各样的瓷器，还可以领略一下全世界瓷器的风采。 瓷器的发明与发展 瓷器是中国人发明的，这是举世都公认的。瓷器的发明是在陶器技术不断发展和提高的基础上产生的。商代的白陶以是用瓷土（高岭土）作原料，烧成温度达1000°C以上，它是原始瓷器出现的基础。 白陶的烧制成功对由陶器过度到瓷器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商代 在商代和西周遗址中发现的“青釉器”以明显的具有瓷器的基本特征。它们质地较陶器细腻坚硬，胎色以灰白居多，烧结温度高达1100-1200°C，胎质基本烧结，吸水性较弱，器表面施有一层石灰釉。但是它们与瓷器还不完全相同。被人称为“原始瓷”或“原始青瓷”。 原始瓷从商代出现后，经过西周、春秋战国到东汉，历经了1600-1700年间的变化发展，由不成熟逐步到成熟。 东汉 东汉以来至魏晋时制作的瓷器，从出土的文物来看多为青瓷。这些青瓷的加工精细，胎质坚硬，不吸水，表面施有一层青色玻璃质釉。这种高水平的制瓷技术，标志着中国瓷器生产已进入一个新时代。 隋唐 我国白釉瓷器萌发于南北朝，到了隋朝，已经发展到成熟阶段。至唐代更有新的发展。瓷器烧成温度达到1200°C，瓷的白度也达到了70%以上，接近现代高级细瓷的标准。这一成就为釉下彩和釉上彩瓷器的发展打下基础。 宋 宋代瓷器，在胎质，釉料和制作技术等方面，又有了新的提高，烧瓷技术达到完全成熟的程度。在工艺技术上，有了明确的分工，在我国瓷器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宋代闻名中外的名窑很多，耀州窑、磁州窑、景德镇窑、龙泉窑、越窑、建窑以及被称为宋代五大名窑的汝、官、哥、钧、定等产品都有它们自己独特的风格。耀州窑（陕西铜川）产品精美，胎骨很薄，釉层匀净；磁州窑（河北彭城）以磁石泥为坯，所以瓷器又称为磁器。磁州窑多生产白瓷黑花的瓷器；景德镇窑的产品质薄色润，光致精美，白度和透光度之高被推为宋瓷的代表作品之一；龙泉窑的产品多为粉青或翠青，釉色美丽光亮；越窑烧制的瓷器胎薄，下巧细致，光泽美观；建窑所生产的黑瓷是宋代名瓷之一，黑釉光亮如漆；汝窑为宋代五大名窑之冠，瓷器釉色以淡青为主色，色清润；官窑是否存在一直是人们争议的问题，一般学者认为，官窑就是卞京官窑，窑设于卞京，为宫廷烧制瓷器；哥窑在何处烧造也一直是人们争议的问题。根据各方面资料的分析，哥窑烧造地点最大的可能是与北宋官窑一起生产；钧窑烧造的彩色瓷器较多，以胭脂红最好葱绿及墨色的瓷器也不错；定窑生产的瓷器胎细，质薄而有光，瓷色滋润，白釉似粉，称粉定或白定。 我国古代陶瓷器釉彩的发展，是从无釉到有釉，又由单色釉到多色釉，然后再由釉下彩到釉上彩，并逐步发展成釉下与釉上合绘的五彩，斗彩。 彩瓷一般分为釉下彩和釉上彩两大类，在胎坯上先画好图案，上釉后入窑烧炼的彩瓷叫釉下彩；上釉后入窑烧成的瓷器再彩绘，又经炉火烘烧而成的彩瓷，叫釉上彩。明代著名的青花瓷器就是釉下彩的一种。 明 明代精致白釉的烧制成功，以铜为呈色剂的单色釉瓷器的烧制成功，使明代的瓷器丰富多彩。明代瓷器加釉方法的多样化，标志着中国制瓷技术的不断提高。成化年间创烧出在釉下青花轮廓线内添加釉上彩的“斗彩”，嘉靖、万历年间烧制成的不用青花勾边而直接用多种彩色描绘的五彩，都是著名的珍品。清代的瓷器，是在明代取得卓越成就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起来的，制瓷技术达到了辉煌的境界。康熙时的素三彩、五彩，雍正、乾隆时的粉彩、珐琅彩都是闻名中外的精品。 明代在釉下青花轮廓线内添加釉上彩而烧成的一种瓷器，由于釉下彩青花与釉上彩绘争奇斗艳，故名“斗彩”。 清 清代仿铜胎画珐琅效果的一种瓷器。珐琅彩又称“料彩”。 中华陶与陶瓷艺术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各地不断有新的陶瓷生产基地崛起。面对这种现状，“中华陶”意识到，要想生存发展，要想让陶瓷艺术焕发新的生机，就是必要进行改革，把现代社会的流行时尚元素融合到陶瓷艺术中，使其更符合当今社会的大众审美观和品位，更能迎合现在年轻人的口味。“中华陶”携手众多陶艺美术大师，将陶瓷艺术以崭新的面貌呈现在大家面前！ 相信经过“中华陶”融合传统工艺和现代元素打造全新陶瓷艺术必将走向一个新的高度，引领全新的时尚潮流。 中国山东无棣海瓷艺术 海瓷又称贝壳瓷，即将精选海洋贝壳特殊加工后，结合长石、石英等材料，经过高温多次烧制而成。由于海瓷原料贝壳中含有珍珠成分，因此海瓷具有胎质纯净、釉面光润、光泽柔和、如脂似玉的独有特点，显现出普通瓷所无法具有的风采和神韵。海瓷用料十分考究，工艺极其复杂，成型难、易烧裂、生产难度大，所以成品非常珍贵。海洋贝瓷是继陶瓷和骨瓷之后的第三大新瓷种，目前世界上只有中国山东无棣能够生产海瓷，已获得国家技术发明奖和10余项国家专利。 中国湖南醴陵红官窑瓷器艺术 “官窑”亦称“官办窑”。“官窑”所生产的瓷器多为皇室和官府享用。对选料、制作、技艺等有着严格的要求，且官窑所生产的瓷器只求精品，不计成本，因而使得官窑极为名贵。世人将官窑瓷器视为稀世珍宝。著名写意花鸟画家张大林先生红官窑画瓷 “红官窑”数十年来专为毛主席、周恩来、邓小平、江泽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新一届政治局常委特制日常用瓷和国家礼品用瓷，被世人誉为——"中国现代红色官窑"。 中国官窑历史 官窑起自唐，有两种涵义，一是指贡器，一是指官厂。自唐代至元代（公元八世纪~十四世纪)，官窑多有贡器，少有官厂，采取的形式是“官监民烧”，烧出的瓷器，“千中选十，百中选一”，进贡给统治阶级。这种瓷器就叫做贡瓷和官窑。那时，唐代在产瓷区设有司务，如唐景隆初（公元707~709年）褚绥为新平(景德镇)司务，奉诏监烧献陵祭器。宋代设监，如太平兴国年间(公元976~983年)，派殿前承旨赵仁济监理越州窑务。到了元代则设局，以提领监陶，后改为本设总管。他们烧出的“景德年制”，“枢府’等款式的瓷器，分别称为“景德窑’，“枢府窑”等。 官窑之谓，在中国古代陶瓷史上有不同的内涵。就广义而言，是有别民窑而专为官办的瓷窑，其产品为宫廷所垄断。在宋代瓷器中，官窑即是一种专称，指北宋和南宋时在京城汴京（汴梁，今开封）和临安（今杭州）由宫廷设窑烧造的青瓷，故又有“旧官”和“新官”之分，前者为北宋官窑，后者为南宋官窑。 官窑是在宋大观及政和年间于汴凉所造，青瓷釉色晶莹惕透，有开裂或呈冰片状，粉青紫口铁定是其特色。宋室南移在凤凰山下设立官窑，又称修内司官窑或内窑，郊坛下设立的郊坛下官窑，器形较多，有直径大过一尺的大型产品。 从1278年元世祖忽必烈设置“浮梁磁局”，到1911年清朝覆亡，景德镇是元、明、清三代皇家瓷厂所在地，中国的官窑制度在这里延续了632年，江西景德镇也由此拥有烧造时间最长、规模最大、工艺最精湛的官办瓷厂。景德镇地下也因此存有大量因禁绝流入民间而被就地掩埋的古碎瓷，成为中国目前品类最完整、年代最可靠、信息最丰富的官窑遗址和“地下瓷都”。 【北宋官窑】 北宋官窑也称汴京官窑。相传北宋大观、政和年间，在汴京附近设立窑场，由官府直接经营，专烧宫廷用瓷器，即北宋官窑。南宋顾文荐《负睻杂录》记载：“宋宣政间（宣和、政和即公元1111~1125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南宋叶寘在其《垣斋笔衡》中对北京官窑亦有记载：“政和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明代《事物绀珠》、《留留青》因袭此说。当时的京师即汴京(今河南开封)，因宋代汴京遗址已沉入地下，至今日为止，尚未发掘出北宋官窑遗址。对于北宋官窑遗址缺乏考古发掘地资料和充足的文献资料的支撑，因此，时至今日，关于北宋官窑遗址在何处，仍有不同说法，一般有三种说法：一说北宋官窑即为汝窑；二说否认北宋官窑的存在；三说为北宋官窑即为汴京官窑，它与南宋时的修内司官窑先后存在。支持第三种说法的人较多。北宋官窑传世品很少，形质与工艺与汝窑有共同处。器多仿古，主要有碗、瓶、洗等。胎体显厚，胎骨深灰、紫色或黑色，釉色有淡青、粉青、月白等，釉质莹润温雅，尤以釉面开大裂纹片著称，不同于南宋官窑和汝窑及龙泉窑瓷器。底有文钉烧痕，有“紫口铁足”的特征。 【南宋官窑】 南宋时在今杭州市凤凰山南麓乌龟山郊坛另设新窑，称“郊坛下官窑”，又称南宋官窑。此官窑瓷器胎为黑、深灰、浅灰、米黄色等，有厚薄之分，胎质细腻。釉面乳浊，多开片，称为“蟹爪纹”，釉色有粉青、淡青、灰青、月白、米黄等。因器口中施釉稀薄，微露紫色，足上却偏赤铁色，故有“紫口铁足”之称。 器型除碗、盘、碟、洗等日用器皿外，还有仿商周青铜器的尊、鼎、炉、觚等陈设瓷和祭祀用礼器。【明代官窑】 明代采取“官办民烧”的形式，开始有官厂，专烧进贡的瓷器。如在景德镇设御器厂，也称景德镇御窑厂，特派厂官，经费出自地方，编役人夫，设窑达五十几座，专门烧造御器即贡器。瓷器烧制经过两宋时期的发展，不论在烧制工艺，还是器具种类方面都达到了高峰，各时期都有不同的代表品种，如永乐甜白、永宣青花、成化斗彩、嘉万五彩等瓷中翘楚。 永乐帝在位时，景德镇瓷器生产蓬勃发展，这一时期是我国瓷器烧制承上启下，内外交流的重要阶段，上承宋元，下启康乾，并广泛与外国交流学习。能工巧匠们除了继承前辈的精巧工艺，仿制元代的典型器物外，还大胆进行创新改良，烧制成永乐甜白，青花，釉里红等极具时代特色的新瓷器，尤其是多色低温釉上彩瓷器，打破了以往瓷器多为单调色彩的传统，使之更赏心悦目，为后来的成化斗彩，嘉万五彩乃至康雍乾粉彩瓷器烧制奠定了基础。借郑和下西洋和外使出访之际，永乐瓷器得以与世界其他地区交流（外销瓷和赏赐附庸国专用瓷），从外国进口颜料（如永乐青花所用的苏麻里青）学习技艺。永乐瓷器中也出现了一批地域色彩浓厚的伊斯兰瓷器，这既是对前朝的继承，也是新时期向外国学习的证明。 中国湖南醴陵三大古瓷都之一 60周年限量发行繁荣昌盛瓶49960元 如果说“红色官窑”是醴陵作为“中国瓷城”辉煌一时并扬名中外的象征的话，那么，现在的醴陵，则已不可同日而语。 2001年，再造“毛瓷”成功，比当年的毛主席用瓷有过之而无不及，堪称珍品中的极品。 中南海、人民大会堂、天安门、钓鱼台、联合国大厦等重要场所的专用瓷；馈赠外国首脑的礼品瓷；……。醴陵瓷器的“国瓷”地位已无人能撼！如果仅限于此，那么醴陵的“国瓷”形象还停留于过去的老“国瓷”，“新国瓷”的意义和内涵则要丰富得多：在“国瓷”形象深入人心的同时，其内涵得以充分的释放，深厚的“国瓷”文化底蕴和产业张力厚积薄发，“外向瓷”、“科技瓷”、“旅游瓷”等概念，被勤劳聪明的醴陵人演绎得丰富多彩。 如今，“新国瓷”、“新醴陵”正如一轮红日喷薄而出：醴陵的瓷业逐渐发展成为湖南的标志性产业，醴陵被确定为湖南陶瓷工业基地，陶瓷科技工业园被定为省级高新技术开发区……。所有这些都有在激情的彰显醴陵瓷业新活力。
文化瓷： 彰显巨大向心力 文化瓷现象： 中国的英文“CHINA”本意就是瓷器，可见，中国最初被外人所认识是因为中国的瓷器，瓷器蕴藏的深厚的文化底蕴也是中华文明的精髓之一。 古老的瓷器文化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如今，以瓷闻名的城市，除景德镇外，醴陵恐怕就是最典型的代表了。 醴陵陶瓷文化源远流长。 醴陵陶瓷的生产始于东汉，至今已有1700多年的历史。著名写意花鸟画家张大林绘制红官窑挂盘作品 让世人惊艳于醴陵瓷器的精美工艺的几段历史，在醴陵有口皆碑： 1906年，醴陵陶瓷实现由粗瓷向细瓷的历史性转变，一年后发明釉下五彩瓷。1915年，醴陵釉下五彩瓶一举拿下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金奖，蜚声中外。 上个世纪70年代进入红色官窑时代，显赫而神秘。醴瓷为毛主席等领袖所钟爱，“毛瓷”的神秘色彩到现在还让很多人尊崇不已；随着醴瓷走进人民大会堂、中南海等国家活动的重要场所，作为精美礼品馈赠外国元首。醴陵的瓷文化，对内是向心力，对外是张力。 到了醴陵，无论何时何地，都能感受到强烈的瓷文化的冲击：醴陵人骄傲的“炫耀”着醴瓷的精美，每一个公务员都将印有毛主席用瓷和获得巴拿马金奖的釉下五彩瓷瓶的名片递给外来的客人，数以十万计的醴陵人忙碌于瓷器生产车间，甚至连中小学生也在瓷器上描绘着他们对瓷文化幼稚但认真的理解……。这是一种是由瓷文化释放的巨大的向心力。在这种向心力的吸附下，无数的醴陵人为了实现瓷业的腾飞，付出了毕生精力和心血。在时任群力瓷厂总工程师的李人中的家里，至今仍保留着一份已经泛黄的彩绘线描主席瓷碗设计图稿，这位“毛瓷”设计师退休后，又下海创业，如今，他的公司成为当地工艺陶瓷的代表。正是无数个象李人中这样的陶瓷人，将精湛的陶瓷工艺代代相传，奉献其中，乐在其中，醴陵的瓷业才能历经千年而长盛不衰。醴陵的瓷文化蕴藏了巨大的经济价值，这种经济价值通过瓷文化的市场张力体现得淋漓尽致：现在，到醴陵投资瓷业的人们越来越多，接受醴瓷的人也越来越多，去年一年仅民间投入醴陵瓷业的资金就达14亿元以上，瓷业的规模越来越大，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产业链：形成了集陶瓷生产、陶瓷机械、瓷泥采掘、陶瓷颜料、彩色包装于一体的高度集中的陶瓷产业群；从昔日的日用高温瓷独撑天下发展到日用瓷、电瓷、工艺瓷、建筑瓷、特种瓷等腰三角形五大系列4000多个品种；去年，全市陶瓷工业年产值已超过50亿元；全市日用陶瓷产量已占全省的94%，占世界的3%。 陶瓷生产的工艺流程 可型成形注浆成形 －－－→坯料－－－－－－－－－－→ 精制｜坯装 陶瓷原料|—－－→－－→ ｜内．外施釉体坯 －－－→釉料－－－－－－－－－-→ 烧自选釉烤彩包入 －→－→胎－→－→－→－→－→－→ 成瓷瓷绘花选装库 1坯料制配工艺 A、搅拌工艺：单一陶瓷原料按配方过磅投放——搅拌池搅拌均匀——抽浆高位池——过筛（2次）——除铁（2次）——沉浆池——抽浆榨泥——粗练——陈腐（15天）——精练（2次）——送成形配用。B、球磨工艺：单一陶瓷原料按配方过磅投放——球磨机中——按比例加水——球麻定时抽浆检测细度——放浆沉浆池——过筛（2次）——除铁（2次）——沉浆池——抽浆榨泥——粗练（2次）——陈腐（15天）——精练（2次）——送成形配用。 2釉料制配工艺 A、釉用单一原料按配方过磅投放——球磨机中——按比例加水——球磨定时抽浆检测细度——放浆——过筛（2次）——除铁（3次）——存浆池陈腐备用。 3日用陶瓷成形工艺流程A、机压成形工艺流程泥料——切泥片——压坯——带模干燥——脱模——坯体干燥——磨坯——捺水施内釉——捺外水沾外釉——取釉——扫灰检验——装匣——烧成。B、注浆成开工艺流程泥料化浆——高位浆桶——注浆——添浆——倒出余浆——带模干燥——起坯——利假口——坯体干燥——汤釉——接把嘴——补外水——沾釉——扫灰检验——装匣——烧成。 汉代陶塑艺术风格 汉代灰陶鸡 中国古代陶塑艺术的出现虽然晚于日用陶器，但是，从雕塑艺术发展史来看，它乃是中国古代雕塑的前躯。陶塑艺术自新石器时代早期出现，一直至唐代，不仅佳作连年问世，而且高峰迭起。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新石器时代直至汉唐的陶塑艺术，代表着中国古代雕塑艺术的主流。 新石器时代的陶塑已颇具艺术魅力。夏商时代的陶塑艺术又有了显著的进步，以极其简练的手法，出色地塑造出日用陶器的造型。进入战国时期以后，由于厚葬风气的盛行，陶塑的主要用途便发生了变化，它从欣赏品衍变为随葬的冥器，它的品种随之不断扩大，制作方法日趋丰富。因此，在战国、秦汉乃至于唐代，形成了一种独具特色的雕塑艺术——陶俑。陶俑是代替活人或动物殉葬的一种冥器。秦代陶塑突显活泼、开朗、写实的现实主义风格，秦始皇陵出土的7000兵马俑，个个如实塑制，充分显示出秦代陶塑高超的雕塑技艺。秦始皇陵兵马俑规模之大、气势之宏伟、形象之逼真，史无前例，开创了我国雕塑史上纪念性大型群塑的先河。 汉代时期的陶塑艺术，在我国陶塑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无论在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都开创了新的局面。汉代前期，陶塑艺术明显继承了秦代陶塑艺术风格，型体比较高大，注重细节雕画的质朴，形象生动逼真，具有明快洗练的写实风格。在题材上，就地下出土的陶俑所见，多为军阵场面，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西汉的时代特点。西汉中后期，反映追求生活享乐的各种陶塑在墓葬中普遍发现。陶塑艺术出现了新的风貌，注重体现总的精神，整体感强，取大势去繁缛，用高度概括的手法来表现。东汉陶塑艺术，较前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陶塑的题材更加广泛。正因为汉代陶塑具有鲜明的写实风格，所以它不仅具有艺术欣赏价值，而且具有很高的学术研究价值，为研究汉代社会经济生活及阶级关系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汉代陶塑简朴豪放的造型，不仅开拓了作品内在的容量和其外的蕴义，而且作品显示出一种一往无前的力量和蓬勃旺盛的生机。 汉代处于中国封建社会的上升时期，特别是汉武帝刘彻以其雄才大略，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采取措施，改革制度，巩固和发展了秦始皇创立的统一事业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奠定了后世中国政治体制发展的基础。伴随着国家的统一，此时期的社会经济空前繁荣，各民族之间亦出现了比以前更为密切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沟通了中西文化的交流。汉代陶塑雄浑豪放的艺术风格，正是与空前统一而稳定的政治局面及经济高潮相辉映的，它是气魄宏伟、风光壮丽的汉代文化高潮的一种具象反映。 汉代人物的陶塑，不求形体的逼真和细节的雕琢，而是从总体上把握对象的神韵，倾力于动势的追求，通过大轮廓古拙简朴的艺术手法，巧妙地再现人物的内在神韵和非凡才华。汉代动物的雕塑，也体现了这种寓巧于拙的简朴浑厚的艺术风格。汉代动物陶塑种类之全，在中国古代雕塑史上也是罕见的。汉代陶塑模制现实生活中的建筑设施的式样之全、构造之细，在历史上也是少见的，它们都忠实地记录了当时建筑物的风貌。生活用具井、灶、灯、炉和交通工具牛车、马车和船舶等陶塑，无一不是如实模制。
汉代陶塑制作在器质、品种、产量、装饰技法等方面都超越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就器质而言，有灰陶、硬陶、铅釉陶等，就品种而言，仅湖南资兴东汉墓就出土了59类不同的器皿，每一类器皿又有多种不同的式样；就装饰手法而言，有印纹、划纹、堆纹、暗纹、彩绘、浮雕、镂空等等；就生产规模而言，仅汉代长安附近，就有官办瓦窑数千处；就生产数量而言，洛阳烧沟汉墓，就出土陶器4713件。特别是东汉后期，瓷器的发明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更是划时代的事件。这一切，为汉代陶塑工艺的发展与繁荣，准备了良好的技术基础。另外，汉代厚葬的社会风尚也是促成汉代陶塑工艺繁荣昌盛的重要因素。由于执政者的提倡，厚葬之风泛滥。东汉还专门设置了负责冥器制造的官方机构，同时规定了社会各阶层葬仪所用陶质冥器的规格。汉代的厚葬之风，虽然导致了社会财富的浪费，但从另一方面又推动了汉代陶塑的发展。 汉代陶塑艺术风格的形成，与当时风行的美学思潮有关。汉代思想家认为“求美则不得美，不求美则美矣”，人应该到广阔的外部世界中去寻求美、占有美。这种美学思潮，不仅突出地表现了处在上升时期的汉代统治阶级力求占有和支配广大外部世界的热切渴望、坚毅信心和强大力量，而且使得包括陶塑在内的整个汉代艺术都注目于广阔的现实世界。因而从历史到现实的各种对象、各种事物、各种场景、各种生活，都为汉代艺术家所关注、所表现。在艺术表现形式上，汉代美学家蔑视“雕纤之文”，推崇一种博大崇高之美，用汉代思想家刘安的话讲就是“画者，谨毛而失貌”。只有抓住对象的本质特征，作粗轮廓勾划，才能体现和传达对象的内在精神，表现作者对客观生活的审美评价。这就是包括陶塑在内的汉代艺术，处处呈现出一种雄浑豪放气势的根本原因之一。汉代陶塑既是中国古代陶器工艺发展的结晶，又是处于中国封建社会上升时期大气磅礴的汉代文化的产物。汉代陶塑由于扎根于现实主义土壤之中，注重反映社会生活，同时在艺术风格上追求简朴古拙、雄浑豪放而又充满活力的艺术格调，使得它不仅在陶器工艺发展的长河中，而且在中国整个艺术发展的洪流中，都闪烁着不朽的光辉。它既为后人研究汉代社会生活提供了丰富而真实的形象资料，又为中国传统雕塑、绘画和其他工艺的发展，开辟了无限广阔的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说，汉代陶塑不愧为中国古代艺术的瑰宝。 段土与火的艺术 中国陶瓷是中国先民的伟大发明。距今一万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陶器便出现了。伴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这一“土与火”的艺术不断丰富、成熟、推陈出新。到三千多年前的商代，出现了原始瓷器。又经过千余年的创造积累，东汉时期，首先由浙江地区的制瓷工匠“点土成金”，创烧出成熟的青瓷器。此后历代各具风格多姿多彩的瓷器迭出不穷，美不胜收。中国陶瓷经历了从陶到瓷，陶、瓷齐驱的发展历程，被喻为中国文化的象征。中国陶瓷史话 中国陶瓷是科学技术和经济文化艺术相结合的产物，是一种物化的文化，是中华民族在制造使用和欣赏陶瓷过程中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总和。各个历史时期陶瓷造型与装饰艺术，展示了当时人们的创造智慧；不同历史时期陶瓷器物，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了当时的科学技术。 通俗地讲：用陶土烧制的器皿叫陶器，用瓷土烧制的器皿叫瓷器。陶瓷则是陶器，炻器和瓷器的总称。凡是用陶土和瓷土这两种不同性质的粘土为原料，经过配料，成型，干燥，焙烧等工艺流程制成的器物都可以叫陶瓷。目前对瓷器的具体定义，还没有取得统一的意见。一般人认为，必须具备以下几条才能称之为瓷器： 第一，瓷器的胎料必须是瓷土的。瓷土的成分主要是高岭土，并含有长石、石英石和莫来石成分；含铁量低。经过高温烧成之后，胎色白，具有透明或半透明性，胎体吸水率不足1％，或不吸水。 第二，瓷器的胎体必须经过1200℃～1300℃的高温焙烧，才具备瓷器的物理性能。各地瓷土不同，烧成温度也有差异，要以烧结为准。 第三，瓷器表面所施的釉，必须是在高温之下和瓷器一道烧成的玻璃质釉。 第四，瓷器烧成之后，胎体必须坚硬结实，组织细密，叩之能发出清脆悦耳的金属声。 陶瓷包括的范围较广，有些能耐水，有些并能耐酸。广泛应用于建筑、化工、电力、机械等工业及日用装饰等方面，此外，用粘土以外的其它原料，依陶瓷制造的工艺方法制成的制品，也叫做陶瓷，如块滑石瓷，金属陶瓷，电容器陶瓷，磁性瓷等。广泛应用于无线电，原子能，火箭，半导体等工业。目前，将所有陶瓷制品通称为“无机非金属固体材料”。 从结构上看，一般陶瓷制品是由结晶物质，玻璃态物质和气泡所构成的复杂系统。这些物质在数量上的变化，对陶瓷的性质起着一定程度的影响。 陶瓷的老祖宗是“硅酸盐”，习惯也稼“硅酸盐陶瓷”，由于现代陶瓷发展得非常快，人们进行了大量的试验来改进硅酸盐陶瓷，不断提高配方中氧化铝的含量，加入许多纯度较高的人工全成化合物去代替天然原料，来提高陶瓷的强度，耐高温性和其它性能。 后来发现，完全不用天然原料，完全不含硅酸盐，也可以做成陶瓷，而且性能更为优越。于是历来完全由硅酸盐统治着的陶瓷家族，发生了变化，出现了完全，崭新的不属“硅酸盐”的现代陶瓷。 确切说“陶瓷”的定义为：陶瓷是天然或人工合成的粉状化合物，经过成形和高温烧结制成的，由金属和非金属元素的无机化合物构成的多晶固体材料。不论是传统的硅酸盐陶瓷，还是现代陶瓷，都包括在这个范围里。 解读青瓷 历史过程不是单纯的事件过程，而是行动过程，这个行动过程又被隐含于其中的思想过程所支配。因此，在我们重新审视中国古代陶瓷艺术的发展历程时，就不能只关注表象，而应搜寻那些蕴涵着思想的外部表征，即关于人类心灵在过去的岁月中留下的痕迹。 一、无纹而饰的釉色之美 脂玉般莹润而略带透明质感的青色，是青瓷有别于其它类瓷器的最显著特征。由于青釉的质感、色泽及其隐隐透出的人文气息本身已经与中国人的审美情感十分吻合，因此，青瓷常常以无纹为美。 自古以来，中国人就对青色怀有敬意。青色，在先民心目中意味着生机、宽广、正直、高尚。青瓷的出现恰恰暗合了中国人的这种敬天尚青的内在精神需要，因此在瓷器的釉色上有了以青为主的取向。 青瓷釉色的微妙之处是难以言传的，所以古人常常用借物、比喻的修辞手法来表达。如唐诗人陆龟蒙在《题秘色越瓷》中有这样的诗句：“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以此来形容秘色瓷的釉色之美。这种釉色应是偏绿的青色，如同在深山幽谷中，给人以满目青翠的润透清新之感，这类偏淡碧色的釉还应包括“葱翠”、“梅子青”、“豆青”等。另外，人们还称汝器那种青中偏蓝的釉色为“雨过天青”，而汝器之所贵，也正在于这种青蓝色的闲澹之中，含有深远无穷之味。这种釉色还有“卵青”、“粉青”、“灰青”等，每种青色之间都有所差异，但都略偏蓝色。青瓷釉色之微妙不但在于有冷暖之变幻，还因窑焰而有浓淡之差异，像不同季节里的天空、山川、湖水一样，又如同中国人的性情——含蓄、玄妙而灵动。 没有纹饰的青瓷，可将之喻为一位恬淡的仙人，常默默无言，心灵却非常微妙、闲适、优雅而自乐。这是一种在宁静中显示出的静谧之美。宋瓷中的汝、龙泉、影青等都以无纹为胜，且通常以厚釉为上，因为釉之厚薄如水之深浅。愈深的水、愈厚的釉，愈能给人以深邃、神秘的感受。显然，青瓷的釉色非常符合道家所崇尚的“自然含蓄”、“冲淡质朴”的审美标准。 此外，人们在赞美一件青瓷时，常常将其喻之为玉，如“越泥似玉之瓯”、“浮梁巧烧瓷，颜色比琼玖”。瓷玉相通，瓷器追求温润莹澈的效果，一方面是中华农耕民族对土、石、玉的审美观的延展；另一方面，受到“君子比德于玉”思想的影响，是儒家把重礼、重德的精神贯通于生活方方面面的具体体现。正所谓：“类冰比玉，以玉喻德”。因此，瓷器以青色为取向，是从晋至宋的审美主流。 二、片纹雅饰 虽然青瓷的釉色充满了魅力，但青瓷并非全都遵循“无纹而饰”的原则，宋瓷中的哥窑就以开片而闻名。开片是一种釉面裂纹，是因瓷器胎釉受热后收缩系数不一致而形成的。这种现象早在原始青瓷时就出现了，本来都是被视为窑疵的。到了宋代，哥窑始创了以开片纹为釉面装饰的风格。孙瀛洲在《谈哥汝两窑》中谈到：“汉唐以来瓦器、瓷器釉上，多有本色细碎片纹，隐约可见，都是自然的片纹，而哥窑的片纹则是由人工技巧控制而烧出的。”哥窑的片纹在纹理上是很有讲究的。“小片之细碎者曰鱼子纹，大片之稀疏者曰牛毛纹。”（《陶雅》）这种片纹还被称为“百圾碎”。据《龙泉县志》记载：“章生一所主之窑，其器皆浅白，断文号百圾碎。”后来这种装饰手法被官窑所效仿，出现了亦以开片为饰的官窑瓷。 古窑器的片纹与釉色都是随着窑焰而自然生发的，这两者又往往妙契呼应，色因窑焰而变化，而其雅俗亦是仁智互见，一般来说以纹线明朗爽快兼曲折有致者为上。将这种片纹自然的青瓷和无纹饰的简洁典雅的龙泉窑瓷相比，又多了几分凝重的气度。文人雅士们也非常钟爱这类瓷器，故常常用它来制作笔筒、砚、洗等物，以示高雅。 三、刀法如笔意，布局通画理 如湖水般润澈的青瓷，具有厚釉失透之感。根据这个特点，青瓷除了以无饰为饰外，还产生了一些适宜于这类釉色的装饰方法。如刻花、划花、贴花、印花、堆雕、雕镂、弦纹等。其中以刻花最为典型。这种装饰手法早在越窑早期就已出现，发展至宋代出现了风格迥异、极具地域个性的南北两派。南派以龙泉窑为代表，以端庄典雅为特色，刀法含蓄、细腻，刀痕深处的釉肥厚，色泽深澈，而刀痕浅处色泽渐淡，富于变化，在静谧之中又多了些动感，正所谓“林之无鸟不静”。与南派风格不同的北派耀州窑青瓷，胎体相对较厚，属厚胎器物，因而在刻花装饰上以深刻的手法为主。即沿着纹饰的轮廓线垂直刻下，进刀较深，纹饰以外按一定坡度近深远浅地剔出适当的空地，上釉烧成之后亦是凸的地方釉薄色浅，凹的地方釉厚色深。但由于耀州窑的凹凸对比相对于龙泉窑要强烈得多，因而在层次上更为清晰，黑白反差亦更显著，具有浮雕感，给人以粗犷有力、刚健泼辣的印象。 青瓷的刻划很像书画中的笔意。刀法随笔意，笔意追刀痕的例子有很多，如远古的金石、甲骨文字、隶篆书法和远古陶器上的刻痕。同样，在不同时期的青瓷刻划上，也可看出同时期绘画笔法的明显变化，如六朝以后书画笔法的刚柔兼备与晚唐五代越窑瓷上的刻划相呼应，正所谓“阴刻细线见指功柔，斜刀坡撤显腕力泼。”到了宋代，雕法刻艺已达妙境。 优秀的青瓷装饰除了需要刻划工夫外，更需要进行经营布局，合理安排整个装饰面。在瓷器上，由于其立体的特性，在装饰过程中，既要考虑纹饰结构的中规中矩，又要兼顾上下左右的收放争让之趣。 当我们通过心灵去体验那些隐含在具体瓷器中的思想及其发展轨迹时，可以深刻地体会到器物的制造不仅仅是包涵纯技术的成分，在超越了单纯地为求取生存的物质事实的界限后，人类精神的丰富性恰好在器物里找到了一个直观的宣泄口和可靠的栖息地，同时，也给现代人带来了生活中所能依据的传统内容。 中国当代陶瓷艺术 中国当代陶艺起步较晚，但是中国的当代陶艺家们并没有裹足不前。正如当代美术批评家皮道坚所说，中国当代陶瓷艺术已经成为“蕴涵着中国当代心理结构和集体无意识层面丰富内容的‘文本’，成为世纪末中国心灵史的一段索引。”表现现代人对理想的追求、人性的思索和人生的感悟，这种审美价值的阐述面对的是作为个体存在的艺术家个人丰富的内心世界。 对于以拉坯造型的陶瓷器而言，熟练陶瓷工人按照设计图纸或成品制作的作品在技术层面而言，也许能做到无懈可击，但是这类作品却不能算真正的艺术品，真正的艺术品表达的是人意识的流动，以及对于自身生存社会的认知。 当代器形陶艺作品的创作在塑形方面已经摆脱了纯粹的实用功能，转向心灵的倾诉。有许多现代陶艺家对器皿类陶艺情有独钟，采用各种不同的手段来表现器皿陶艺的魅力。 东西方当代前卫陶艺虽然起因不同，却殊途同归——抛弃固定造型风格的程式，追求不带任何功能要求的纯粹化的形态。陶瓷器作为一种可触的艺术具有了独立的品格。 三种类型 当代的陶艺从形制上大体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类是器皿形的陶瓷作品。这类作品以陶为媒材，利用了陶土特有的质感，隐喻着本真的回归，探索纯粹的形式构成。但它和传统器皿注重实用不同，现代陶瓷实用和美的功能开始分离，人们开始重新思考传统陶瓷所秉承的“对称之美”，重新塑形成为陶艺新的课题。 与绘画追求纯粹的视觉效果和雕塑对多种媒材的综合实验不同，陶瓷的物理特性不仅决定了它的形式美，也决定了它与其他媒材的根本区别。陶艺的形式主义是在陶的特质下对形式表现的可能性的追问。同时，陶艺的创作不仅需要创造精神，还要善于在制作过程中发现偶然的效果。如金文伟和白磊在材质的选用上比较单纯，泥质的本色占了绝大多数的比例，利用陶土在肌理与质地上的丰富变化构造一种新的形式关系。这种形式语言，丰富了纯形式的表现力。 第二类是陶瓷雕塑类的作品，侧重自我观念的表达。 就像我们每天都想寻找新鲜的自我，艺术家可以把这种对于自我的探求诉诸于艺术作品之中。陶艺作为表现自我的手段，艺术家在作品中倾注了某种感情或认知，敏感地把握住自我的生存状态，实际上也就表现了当代社会生活的共同经验。 第三类是组合类陶瓷作品，即陶瓷与其他材质相结合的作品。这种类型是对文化的批判或对历史的追思。陶瓷的基本要素水、土、火在材质上有着全球化的共同语汇，但是不同的形态与样式有着较为相异却明确的文化针对性，这种状况也正显示了中国的当代陶艺在世界现代艺术语境中的话语权，是一种突破和飞跃。 当代陶瓷的三种类型，都不把实用当作主要功能，更多注重的是它的艺术性。因此，我们完全可以用现代艺术理论的语言来规范它们。当然，类型并不代表风格或艺术流派，它只是对现代陶艺在形式、题材、内容和主题上的综合考察。而如果在此基础上再去细分，未来必然会被当代陶瓷的艺术魅力所折服。 湖南醴陵“红官窑”收藏三法 红瓷 瓷，一脉来自泥土的神奇气息，几千年不绝如缕。 译成ＣＨＩＮＡ，它是中国人的国际名片；冠名一地，它是乡土社会的地域形象． “投资收藏要就地取材。”１月７日上午１０时，省收藏协会副会长杨宗干的醴陵瓷收藏之家，２０００多件五彩缤纷的釉下五彩瓷中，“红色”是永恒！ 尊且贵：“红官窑”的春夏秋冬 醴陵瓷素有“红色官窑”之称。其被评价为：春：“双燕齐飞寻友乐，三月桃花朵朵开”；夏：“荷花出水尘不染，一双交颈踏微波”；秋：“一双坐爱桑枝上，秋色红如二月花”；冬：“灵禽送喜梅花上，芳蕊经时雪里开”。 今年６５岁的杨宗干拿出一件高４０厘米的醴陵瓷“锦地釉下五彩四方瓶”向记者介绍，四方瓶是由四个片粘接起来再去烧，尺寸、大小、厚薄、花色都要一样，工艺难度相当大，所以古代讲花瓶是一方顶二圆，方瓶比圆瓶工艺高一等，“原件就只有４件，一件估价４万到８万！” 清光绪３２年，湖湘名人熊希龄在醴陵创办湖南瓷业公司，首创釉下五彩瓷并扬名中外。新中国成立后，经国务院批准成立的湖南瓷器工业公司，于１９５８年组建醴陵艺术瓷厂，１９６５年改名群力瓷厂，成为专业生产国家用瓷的“红色官窑”。其产品主要有专为军事博物馆、民族文化宫、工人体育馆生产的“三馆瓷”，“人民大会堂用瓷”，“国宴瓷”，“毛主席专用瓷”，“毛主席纪念堂用瓷”及“国家礼品瓷”。“由于当时对成品要求特别严格，制作精良，数量较少，存量有限，在收藏市场上的价位不断攀升，有的达几千元、几万元甚至数十万元，有的精品已成为孤品，其价位更为惊人，高达上百万元。”“王震赠”：国礼瓷器收藏抢手 编辑本段为什么中国被称为CHINA 中国的瓷器以历史悠久、造型优美、质地精良、装饰俏丽新颖而享誉海内外。瓷器与中国的联系是那样的紧密，以至英文CHINA一词，就有“中国”和“瓷器”的双重意义。 在我们进一步了解英文“CHINA”一词的双重涵义之前，先来简略叙述一下瓷器的起源及在中国的发展。中国瓷器的产生和发展瓷器的前身是原始青瓷，它是由陶器向瓷器过渡阶段的产物。中国最早的原始青瓷，发现于山西夏县东下冯龙山文化遗址中，距今约4200年。器类有罐和钵。原始青瓷在中国分布较广，黄河领域、长江中下游及南方地区都有发现。 中国真正的瓷器出现是在东汉时期（公元23－220年）。首先是在南方地区的浙江省开始出现的。浙江绍兴上虞县上浦小仙坛发现东汉晚期瓷窑址和青瓷等。瓷片质地细腻，釉面有光泽，胎釉结合紧密牢固。从显微照相可见，青瓷残片釉下已无残留石英。这种釉无论在外貌上，或是显微结构上，都已摆脱了原始青瓷的原始性。已符合真正的瓷器标准了。 东汉之后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公元220－581年）南方青瓷的生产，如浙江越窑等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在绍兴、余杭、吴兴等地也都设有窑场，形成独自的窑系。所谓窑系，是指某一著名窑场与附近或外省的一些窑场均生产某一种或几种相同类型的产品，这些窑场就构成一个窑系，以主要和最有影响的窑场命名。浙江是中国最早形成窑系的地区，其原因可能与这里是中国瓷器的发源地、制瓷业特别发达有关。 越窑生产青瓷与黑瓷，到西晋晚期也生产青釉褐斑瓷，即在器物的主要部位加上褐色点彩，以打破青瓷的单色格调。 三国时越窑的产品胎质坚硬细腻，呈浅灰色；釉汁纯净，以淡青色为主，黄或青黄色少见；器型有碗、碟、罐、壶、洗、盆、钵、盒、盘、耳杯、香炉唾壶、虎子、水盂、泡菜坛等日用瓷。西晋时又出现了了扁壶、鸡壶、烛台和辟邪等新产品。南朝时佛教盛行，瓷器上多以莲瓣或莲花作为装饰。从三国到隋统一前的数百年中，以越窑为代表的瓷器生产有了长足的发展。它的品种繁多，式样新颖，已深入到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人们不可须臾离开的用具。 陶器起源 从现有的考古资料来看，断定中国原始陶器开始于距今七千年左右是不成问题的。最早的彩陶发源地在黄河流域，龙其以陕西的泾河、渭河以及甘肃东部比较集中。甘肃东部大地湾一期文化，不仅在器形上比较规整，而且绘有简单的纹饰，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彩陶文化之一。这一时期已出现陶轮技术，制陶术已成为一种专门技术。半坡文化的彩陶在略晚于大地湾一期文化，其纹饰也略为复杂，以几何纹样为主。在陕西、河南、山西三省交界地区为中心的庙底沟文化，彩陶花纹则更加富于变化，以弧线和动感强烈的斜线体现变形的动物形象。日常生活中所常见的鱼、鸟、猪以及人类自身都被作为装饰纹样。这些纹饰的描绘手法都很生动，布局合理，是原始绘画的佳作，也是研究中国绘画史的可靠形象资料。 距今约四千年左右的马家窑文化，是由半坡文化派生发展的古羌集团的一个分支。与之相关的另外两个支系是半山文化和马厂文化，是龙山文化之后的又一个辉煌时期。马家窑文化类型的陶瓷，表面都经过打磨外理，器表光滑匀称，以黑色单彩加以装饰。装饰图案以满见长，在钵、盘、碗一类的敞口器物内侧，也都绘有图案。 上古之民，穴居野处，生活中的工作中心都围绕着渔猎饮食，所以最初迫切的发明需要都釜瓮之类。陶瓷上出现装饰，说明人类的生产力水平大有进步，解决果腹问题以外，尚有余力，于是人们开始在满足最低需求之外，追求美的表现。 河西走廊一带的马厂类型彩陶，器形一般较小，有的器皿上留有穿系小孔，便于携带反映出这一地区半农半牧的经济状况。而在半山彩陶瓷上则出现了播撒种子的人形图案，说明农业的发展和人们创造力的进步。 在原始社会，文字尚未完善成熟。图案形象直观性强，在当时具有标志性、装饰性等性能，所以对彩陶图案的研究也会给古文字研究提供佐证。中国自古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国家，在原始时期，氏族部落更为繁杂，在特定的生产条件下形成了独特的审美需求的文化特征，它们各自有着代表氏族文化的标志性形象，也产生着不可低估的精神凝聚力量。而随着氏族文化盛衰变化，陶器装饰也出现了不同的内容的形式。 纵观中国彩陶的技术与艺术，历时四千八年。其实它的上限年代还是个难以考据的迷，随考古发掘工八的不断进行，可能还会出现不同的新认识。就目前现有的资料而言，可以说原始陶器不仅是我国古代艺术的瑰宝，它在世界文化艺术史上也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它是全人类的宝贵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史上无比辉煌的一章。